Tuesday, June 05, 2007

如何述說一場災難?

資深傳媒人 - 馬家輝 - 寫在「六四」燭光晚會之後

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有點不一樣,由於一個政客所說的幾句輕佻,晚會的主題除像往年般「悼念亡魂」和「要求平反」,難免額外增添了一股強烈的歷史感,主辦單位提醒大家、也要求北京「確認慘劇」;這就是說,希望所有人承認有些事情確實發生過、存在過、出現過。 

18年了,從「悼念」到「平反」然後再回到「確認」,這樣的一條集會長路走得令人既無奈也心痛。 18年了,18年的吶喊竟然被迫返回原點,回到18年前的6月16日,對,就是國務院袁木公開對全世界說「天安門廣場前沒有開槍殺死過一個學生」的那天,歷史的兩造說法再度對峙交鋒;這樣的返回原點,宣示了對歷史的尊重,卻亦展示了對歷史的嘲諷。 

歷史論述在什麼情況情況下最容易被迫返回原點?這恐怕要視乎權力張牙舞爪到什麼地步了。 

上世紀90年代,有「巴爾幹屠夫」稱號的 米洛塞維奇 曾派塞爾維亞部隊攻入波士尼亞的茲佛尼克市,當地有六成人口是信奉伊斯蘭教的斯拉夫族,部隊佔領該地,殺、燒、搶,把市內的清真寺全部摧毁,當戰塵落定,該城居民只剩塞爾維亞人,而新上台的官派市長在就職典禮上公然宣稱:「茲佛尼克從來不曾有過清真寺!」 

新市長膽敢否定歷史,當然因為背後有權力撐腰,他深信土地既由掌權者所佔領,土地上的歷史便由掌權者所撰寫,只要有能力把存在過的證據徹底毀滅,即能把發生過的事情徹底隱瞞。於其心中,權力等同歷史,歷史就是權力,權力魔杖猶如上帝的手指,祂說要光,指頭一揮,便有了光。 

權力,災難,歷史。三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共生關係。猶太裔意大利科學家普利摩.李維(Primo Levi,1919-1987) 於二戰期間因反法西斯暴政而遭拘禁於奧茲維茲集中營,戰後,他把劫後餘生的親身苦難、把採訪得知的慘痛經歷寫成一本又一本的散文、小說、戲劇、評論,努力把「大屠殺」(Holocaust)的歷史真象還原於世人眼前,但他終究面對一個最關鍵的困難:到底應該怎樣述說,人們才會相信?

這個困難之所以存在,主要源於兩方面的干擾:一是罪證,二是災難本身的可怖性質。

李維曾引猶太裔建築師西蒙.威森索(Simon Wiesenthal)之言闡釋箇中艱辛,威森索亦曾被關於集中營,戰後窮50年之力緝捕納粹戰犯,他在 The Murderers Are Among Us 書末描述了一個納粹狂徒如此囂張地對俘虜說:「不論這場戰爭將如何結束,我們都已經打敗了你們。你們當中沒有人會活下來成為證人,就算有人僥倖存活,也不會被世人相信。或許會有史學家去懷疑、討論、研究,但不會有任何可確定的事情,因為,我們會將所有證據與你們一起摧毁。即使某些證據存留下來,即使你們當中有人生還,世人也會說你們描寫的事件太恐怖,不可能是真的,故此不願相信。他們會說那是同盟國的誇大宣傳。他們會相信否認到底的我們,而不是你們。納粹集中營的歷史將由我們撰寫。」 

為了對抗扭曲、遺忘、煙滅,為了呈現足以令人信服的歷史真象,李維選擇把「灰色地帶」作為書寫重心,他盡量避免把人物和場景截然二分為「壓迫者Vs.抗爭者」、「施害者Vs.被害者」、「敵人Vs. 同志」之類的簡化對立,因為他深信並親身體驗過,集中營內以至整場戰爭的生活處境都比這複雜,「對抗者不再是兩方,再也分辨不出單一的界限。 你進入集中營時,期待至少一起受苦的同伴會有同仇敵愾的情感,但是除了極少數的例外,你所期待的盟友根本不存在。真正存在的是數千個各自封閉的單細胞生物,在彼此之間絕望地找尋掩護,同時持續不斷地對抗。被囚禁幾個小時後,你就會清楚發現,原本期待的未來盟友,卻一起攻擊你」。 

李維強調的「灰色地帶」,就是黑白之間的那團混沌,譬如說,納粹軍人如何因為羞愧心理的反射而對災難嚴詞否認、營內囚犯如何因為錯誤的判斷而甘向德軍通風報信,他把人性的種種掙扎與猶豫捕捉、刻劃、剖析,像人體素描般把災難歷史還原為血肉肌理。李維深信,唯此策略可以彰顯細微到經常被人忽視的災難罪證,也唯此策略可以讓後世讀者驚嘆,走過歷史災難的人原來跟我們一樣既堅強也脆弱,所以啊,這樣的歷史想必為真。 

對於呈現災難,李維於信心之中隱含悲觀,因為,他說:「我們,生還者,並不是真正的證人。我們這些人,是因為欺騙,或能力,或幸運,而沒有碰觸到集中營世界的最底層。那些碰觸到最底層、那些見到蛇髮女妖而化成石頭的人,都無法回來訴說他的經歷,或即使回來,也已經瘖啞。我們這些被命運眷顧的人,以我們或多或少的智慧,不只努力記敘自己的命運,還有其他人,那些滅頂的人的命運,但這仍是『代表第三人』的言語,是近距離親眼所見的故事,卻不是親身經歷的故事。已經完成的毀滅,並沒有任何人可以全然描述,就像沒有人能回來描述自己的死亡。滅頂的人即使有紙有筆,也無法為自己最終的故事做見證。於是我們代替他們發言,僅能代表而已……有些人死了,獲得了自由但沒有得到救贖。他們一生沒有留下任何東西,只有在我寫下的字句裏見證他們曾經活過。」 

確認,見證,發言。三者同樣有着密不可分的共生關係。18年來,香港人堅持悼念六四,其實是用吶喊來召喚確認、用腳步來踏出見證、用歌聲來替代發言,而在香港人的苦心堅持裏,許許多多六四死難者的故事得被言說,儘管,正如李維所一再提醒,無論我們如何努力,都不可能把故事說得完整。 

然而愈是自知不完整便愈有必要不斷地述說,並應把述說的方式處理得更細緻、更立體,好讓記憶之網能夠撈起更多的歷史海藻。這是抵抗張狂的唯一方法,在「確認-見證-發言」的洪水沖擊下,「權力-災難-歷史」之間的橫蠻連帶將受挑戰,有朝一日,當邪惡退潮,我們將極高興於自己曾經付出。 

香港人每年於六四之夜所點燃的燭光,是記憶之光;六四亡靈沿光尋路,在光亮裏重聽自己的故事,活過來了。因此,六四是生者與死者相遇的時刻,述說就是力量,有此力量,即有盼望,憑此,救贖的一天不會永不來臨。 

你昨晚沒來?沒關係,明年六四,不管馬力輕不輕佻,我們都可以在維園相見。

中國歷代領袖風格撮要

中央集權制依靠的是,賢臣世世在、明主代代有;只要昏君現,便離改朝換代不遠,其代價卻是流平民百姓的血,流無辜人的血。

民選政黨治國不代表不會出現昏君,只是政黨輪替的唯一好處是不流血而能改朝換代,把流血量降至最低,這是有歷史明証,最文明的做法。

正面的風格


負面的風格



領袖風格 總結 - 明主與昏君

圖 - 信報財經月刊 第363期 管理與營銷 - 游漢明教援

信仰傳播

以「」見證,以「」說服,以「」感動,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,言之不足,故嗟歎之,嗟歎之不足,故詠歌之。」